【黔城旧事】央视播出《跟我学》后,学习英语热席卷贵阳城(上)

外教一对一哪家好 2022-01-19 10:13124未知admin

上世纪80年代初,打开电视机,唯一一套电视节目是中央电视台。每天下午6点30分,荧屏上会出现“FOLLOW ME”这个单词,紧接着,一段中文对话出现于荧屏:“跟我学”。 《FOLLOW ME》从


上世纪80年代初,打开电视机,唯一一套电视节目是中央电视台。每天下午6点30分,荧屏上会出现“FOLLOW ME”这个单词,紧接着,一段中文对话出现于荧屏:“跟我学”。

《FOLLOW ME》从1982年1月5日开播,是我国第一部原版引进的英国BBC情景会话英语教学节目。当时,中国走过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,渴望开阔眼界、融入世界的国人,从以前学习的“哑巴英语”中找到了“伦敦腔”,颠覆了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视野。

《FOLLOW ME》自开播之日起,学习英语的热潮席卷了全国。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波学习英语的热潮。一个最能说明《FOLLOW ME》热度的事实是,1982年,《FOLLOW ME》开播后,刊登“跟我学”教材内容的《中国电视报》,陡增了50万订户。

在公园或是广场诞生了英语角,青年人梦想着托福考试,职称英语也与工资福利挂上了钩……上世纪80年代,伴随英语热,在我们生活的贵阳也有了不小的变化。

A 自创疯狂学法

叩开英语大门

1972年10月2日,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播《业余外语广播讲座(英语初级班)》,这是我国第一次面向全社会的大型英语教学。随后,各地电台也开播了这档节目,受到社会热烈欢迎,60万册讲座教材在新华书店很快被抢购一空,市场上收音机的销售量也猛增。

1978年,改革开放伊始,贵阳一些企业的职工自发进行英语学习,期望有一天能到外国走一走,看一看。这些英语爱好者,还在黔灵公园组建了一个“英语角”,相互交流英语学习心得。

讲述人:杜简丽,66岁,原贵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处员工

上世纪80年代初,杜简丽在贵阳钢厂工作

★英语单词卡片贴满房间

1975年,我进入昆明工学院读大学,学校有外教老师,那时是很新鲜的事。不过,我从来没有敢和外教老师搭一句话,因为我的英语不行,无法交流,这也是我大学期间的一大遗憾。3年后我毕业,分配到贵阳钢厂工作,正值改革开放热潮,英语成为我们必须掌握的一门语言。

我从事的工作中,钎具行业的材料需要从国外进口,最好的材料来自瑞典,关于这些材料的说明,全部是英文。望着密密麻麻的字母,我完全懵了,于是我下狠心:一定要学会英语。在我身边,也有不少同事铆足劲要学英语,一是工作中的需要,二是大家希望有机会到国外去看看。当时,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,改革开放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视野辽阔的大门,学好英语,就是一条通道。上世纪80年代初,我都快30岁了,儿子也小,家庭琐事和工作堆在一起,靠我从大学时期积累的一点微薄的英语基础知识开始学起,是一件头大的事。

1963年出版的简明英汉词典

我的一个同学,为了学好英语,自创英语学习环境——她在家里的墙壁上,贴满了各种纸条、纸片写的单词,为的是在家里随处可见英语单词,随时看见随时读,达到学习的目的。这个同学还告诉我,她连洗脸架上都用透明胶粘了写有单词的纸片,为的是“只争朝夕”学英语。

上世纪80年代,杜简丽学习英语的课本

上世纪80年代初,大家的住房条件都不宽裕,家里既没有独立的客厅,也没有单独的卫生间、厨房,一家五、六口人挤在10几平方米的屋子里居住是常事。这个同学把家里狭窄的卧室、厨房贴满英语单词纸片,家里的人都笑着说她“疯”了,她却说:“就是要疯狂地学,才能学会讲英语。”我的另外一个同学,买了一本《简明英汉词典》,每天捧着这本辞典背单词,背完一页就撕掉一页。大家如此疯狂的目的,都是想用博闻强记的方式,掌握大量的英语词汇,而同学们自创的这些学习方法,我也全用上了。我把单词写在小纸片上,揣在荷包里,每天早上起床,先摸出来背一遍,晚上睡觉前,也拿来背,就连喝水、上厕所也争分夺秒不放过背单词。家里人笑我,说我学英语是“早请示,晚汇报”。

★★“蹩脚”口语 第一次发挥作用

1982年1月,《FOLLOW ME》在中央电视台开播,无疑对在学英语的路上走得磕磕碰碰的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。每天下午五点半,我在贵阳钢厂下班后,骑着单车先去幼儿园把儿子接起,一路骑车回到大西门的家中,赶在六点半之前打开电视机,看《FOLLOW ME》,学着荧屏上面的人对话。

上世纪80年代,学英语和听港台歌曲,催生着市面上热销一款“饭盒式录音机”。这种录音机的大小和家里用的铝制饭盒差不多,售价是100多块钱。我一个月的工资才40多块钱,一家人除了生活费和日常应酬,也存不了多少钱。为了买这台“饭盒式录音机”,我存了半年多的工资。

上世纪80年代,杜简丽和一起学英语的同学黄献萩合影

我们学英语最头疼的事,就是大家学的都是“哑巴英语”,没有对话的语言环境。看着《FOLLOW ME》上面的情景对话,我们也想出了一个办法:每天对着镜子讲英语。每天,我对着穿衣镜讲英语,家人也听不懂,只知道我表情丰富地叽哩哇啦,就像入了魔似的。对于别人的看法,我无暇顾及,因为我们这些当时的工科生,英语主要是运用在翻译方面,口语能力较差,只能想各种办法来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。有了“饭盒式录音机”,我就一边放英语磁带,一边听录音,然后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地讲英语,还学着《FOLLOW ME》上面的人物神态,不停地手舞足蹈。

这种练口语的方式,还挺有效。1983年春天,我和几个学英语的同学去峨嵋山旅游,半山腰上遇见了两个身高1米7,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外国女孩,我对她们脱口而出:“Hello!(你好)”她们也用英语回应我。我接着又说:“Where are you from?(你来自哪个国家)”“I’m from the United States.(我来自美国)”漂亮的外国女孩自我介绍,她叫雷德娜,23岁,读高中时就知道东方的中国是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国家,这次专门到中国来旅游,从北京到成都,一路领略了不少中国风情。接下来的两天,我们和雷德娜两人,在峨嵋山一起玩了四天。她们的中文很生硬,我们的英语很“夹生”,不过,这也是我头一次有英语的语言交流环境,仅管说得很“蹩脚”(差),但总算是把我们在贵阳学的英语迈出了“国门”。

1983年,杜简丽在峨嵋山与雷德娜合影

1983年起,每逢礼拜天,黔灵公园大门的右边,从早上九点钟开始,有一群人聚集,这是贵阳市的“英语角”。来自贵阳市各个企事业单位、不同年龄段的英语爱好者来到这里,不管是否认识,第一句话都是“How are you!(你好)”接着就是问“What’s your name?(你叫什么名字)”简单的对话打开英语爱好者从陌生到熟悉的交流,大家每次在这里都可以待到下午三、四点钟。

★★★英国人上课,贵阳学生懵圈

1985年4月,贵阳钢厂要组织一批业务骨干参加英语学习,考试合格后将公派到英国学习,我有幸被选中,激动万分,不断憧憬去英国的场景。听说上课的老师有英国来的教师,这更是让我们感到高兴,这种与外国人面对面的教学交流,对自学了五、六年英语的我们来说,是一场最有效的检验。

教学场地在罗汉营路的贵州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,给我们上英语课的是来自英国的苏珊女士。课前,负责培训的老师讲,为了增强大家的语感和身临其境的体验,苏珊上课时全程使用英语。我们忐忑不安地进了教室,45分钟的课程,大家除了几句简单的日常问候,其余的内容根本没有听懂,有人甚至怀疑,自己花了这么多年背单词、背句子,是不是学了“假英语”?面对大家的困惑,培训老师说,我们过去都是在闭门造车,缺少交流,把苏珊请来,全程用英语教学的目的,就是要让我们适应语言环境。

1980年,杜简丽在上海留影

我努力回忆《Follow Me》里的场景,捕捉对话的语感与苏珊交流。苏珊是一个特别开朗活泼的女士,她上课的时候,面部表情尤其丰富,说话时,双眼总是望着我们,她能从我们的眼神反应读出我们是否听得懂她讲的意思。如果我们的表情木讷,她知道我们不懂,会再换一种表达方式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积累的单词量就发挥出作用,通过对单词的理解,连猜带蒙,逐渐明白了苏珊表达的意思。经过一段时间,在和苏珊的交流中,我们算是敢开口“说话”了。

一来二往,苏珊和我们熟悉了,我邀请她来我家作客,作陪的还有班上的几名同学。苏珊给我们描述她在故乡的家居风景,当时,我们对“生态文明”这个词还不理解,但是,对苏珊描述的地方有一种向往,也期待我们的生活能够得到改变。

苏珊来我家作客,引起邻居们的好奇。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外国人,他们只在电影电视里见过,一个活生生的老外站在面前,大家还是头一遭见着。大方的苏珊看见我的邻居,用生硬的汉语说“你好”,朝大家招手致意。的确,在上世纪80年代,外国人来到贵阳,是一件稀罕的事。一次,有几名老外去黔灵公园游玩,正好那天是清明,到黔灵湖畔祭奠烈士墓的学生比较多,公园管理方专门对学校老师打招呼:学生们看见外国人,不要围观和指指点点,那样不礼貌。

半年的英语学习,我的对话没有问题了,接着要再去成都培训,之后出国。而这时,我的儿子已经长大了,处在人生的关键阶段。是出国深造?还是留在贵阳相夫教子?我选择了后者,因为传统的中国女人,大都会以家庭为重。

B 意外成为英语老师

第一次走出国门

讲述人:晏懋思,64岁,原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

晏懋思在美国历史博物馆

1982年,《FOLLOW ME》在中国拥有一千万观众。由于节目太火,来不及出教材,《FOLLOW ME》栏目组在《中国电视报》上刊登《跟我学》教材,每期半个版。英语爱好者剪下来贴在本子上,成为“自制教材”。

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,年轻人认为英语是认识外面的世界、走出国门不可缺少的工具,学英语既是时尚,也是人生未来的重要钥匙,推动英语热持续升温。

★ “中国式英语” 让澳洲外教懵圈

1978年,我参加了高考,考进遵义师专读中文系,我们班有一个叫黄忠民的同学,高考时英语考了40几分。别小看这个成绩,这在当时算是高分。黄忠民是1966年毕业的高中生,而这年,我才小学毕业。黄忠民在绥阳县中学读高中,他们学校正好有英语教师,而其他大部分学校则是学俄语。

晏懋思国外留影

我们中文系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考生,班上年龄悬殊大,最大的同学35岁,最小的16岁。黄忠民比我大7岁,但年龄悬殊不影响我们的交流,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,要把耽误的学业补回来。我除了学好中文系的功课之外,还去听其它系的数学课、物理课,同时还请黄忠民教我英语。按照黄忠民的说法,只要学会音标,拼单词就没有问题,句子的意思也大概能看懂。一个月的时间,我学会了所有的音标。

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团溪镇中学,教了两年语文。一次,教导主任听我的英语发音,觉得不错,就让我教英语。那时我教的英语课,真的是“照本宣科”,上课时拿着教材读单词,考试时考几个单词和语法,没有实际沟通能力。上级教育部门对英语老师的任职资格,是通过考试来认定,分初中和高中任职资格考试。

中央电视台电视教育节目用书《跟我学》第2册封底 中国版

1985年,我考进贵州教育学院读英语本科。之所以对英语专业进行深造,是我认为自己的英语水平仅限于应付考试,而不会真正地说英语。只有自己说的英语被外国人理解了,才是真正的英语。记得有一次:有一名外教老师是澳大利亚来的,我的一个同学不停地问这名外教是否去过“Singing Theater”,外教完全听不懂是啥意思。“Singing”是唱歌的意思,“Theater”是电影院的意思,那个同学应该想表达的是“歌剧院”的意思,而他用“Singing、Theater”这两个单词来说,完全是“中国式英语”,当然外教听不懂。恰巧,我知道歌剧院的单词是“Opera House”,随口说出来,外教瞬间听懂了,朝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其实,上世纪80年代初,我们教英语注重的是文法,口语是短板。我在考英语本科的口试和听力时,就出了问题。当时,考听力一共是8道题,总分40分。考第一道题时,读出的英语单词是“Lorry”,我完全懵了,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其实,“Lorry”是“运货汽车、机动卡车”的意思,而我平时只知道“卡车”的单词是“Truck”。第一道题完全影响了我后面的成绩,8道题我只答对了一道,仅得5分。我考上本科,是我的笔试成绩不错占了优势。

★★ 机场、银行、学校,三地易学口语

1995年7月,我第一次出国留学,目的地是澳大利亚。初来乍到,语言确实是一道难关。

在澳大利亚,我的一个女同学在家里的庄园举行读书会,参加的人有当地政府、银行的职员、农民、木匠、学生等。女同学为大家安排了丰盛的自助餐酒会,读书会上全部是英文交流,我很难听懂,20多分钟后,我竟然听得昏昏欲睡。勉强支撑到一个小时后,读书会结束,我脑门发烫,额头上全是汗珠。过了一段时间,我才从当地医生那里知道,读书会当天,我嗜睡和出冷汗的原因:大量的、听不懂的单词在我的大脑里出现,我的大脑要用精力去处理这些信息,导致大脑超级疲惫。

晏懋思和聂鲁达的雕像“握手”

这种糟糕的体验,在三个月后得到解决。

随着在澳大利亚学习、生活的时间增加,我与当地人的口语交流变得顺畅起来。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,是我多年背下来的单词词汇量。通过这段时间的口语实践,我总结出经验:机场、银行、学校这三个地方的语言环境,有利于提高口语能力。

我抵达悉尼机场的当天,我从英语广播中听到在喊我的名字,虽然听不懂它英语的意思,我还是马上到问讯处去问是什么事。机场的工作人员说了一遍英文,我完全没听懂。说第二遍时,工作人员加上连比带划的肢体语言,我还是没听懂。直到第三遍,我从“行李”、“丢失”两个中文的英语单词中,猜出工作人员的大概意思了,也从“Tomorrow”的单词中,了解到我的行李明天运到。机场、银行、学校这三个地方的工作人员,语言沟通能力极强,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:讲英语时,盯着你的眼睛,发现你是懵圈的,马上换一种表达方式,直到你弄明白为止。这种英语对话场景,就有中国古语“诲人不倦”的含义。

在澳大利亚,耳边每天回旋的都是英语,在这个语言环境下,我每天好像都是在学说话,自然而然,口语能力提升起来。

记者 田坚 李强 编审 陈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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